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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130023617.html1997 年 7 月 1 日,英國把香港移交給中國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禍害從「蔓延」階段進入了「爆發」階段,「赤的疑惑」變成了「赤的衝擊」。效忠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進駐香港。殖民者從崇尚文明、自由、人權、法治的英國政府,變成了崇尚流氓、暴力、謊言、獨裁、專制、人治的中國政府。
易幟初期,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依舊闕如,自主意識依舊薄弱,大多抱持著觀望、忍耐、接受、和諧、賺錢的人生態度。客觀上,香港的經濟命脈、文化傳統、自由人權、司法獨立、傳媒監督,儼如鏡花水月,搖搖欲墜。中共政權威脅至大,架刀在頸,隨時揮斬。然而,在政權更迭之初,大部分香港人還沒有這種覺悟。
如果運用先前文章的詞彙來分析,香港人其實早已擁有「文化身分認同」(個人對於外在客觀生活事物、語言、文字、話題、文藝、娛樂、教育、知識、價值觀念的主觀認同)以及「族群身分認同」(個人認同那些生活在同一社會的其他人跟自己分享上述重疊的文化面貌與集體記憶,跟自己屬於同一類人)。這是香港人百多年來不斷傳承、吐故納新、逐漸演進的文化成果。然而,香港人對於自己的「政治身分認同」(個人認同自己跟同一族群是政治生活的生命共同體,應該擁有一套獨立的政治制度,保護族群人權與文化發展),至少在 1997 年政權移交之後一段時間內,還是相對薄弱。這種情況要在 2008 年後才逐步轉變。這是後話。
一、震盪期(1997-2003)
1997 至 2003 年,中共政權處理香港管治問題,採取比較懷柔的政策與態度,目的顯然是為了做個樣板給國際社會和對岸的台灣人看,同時又希望先觀察一段時間後,再謀定而後動。目前坊間一般認為:至少在表面上,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從來沒有香港人民主授權,只是由共產黨操控的小圈子欽點出來)似乎可以自行決定香港大小政務;除了 1999 年人大常委會針對居港權問題「釋法」引起香港司法獨立與法治危機之外,大致上香港人還是能在經濟跌宕起伏中(包括 1997 年金融風暴、八萬五建屋計畫及負資產浪潮、千禧年科網股爆破風暴等)照常過日子,既沒有發起大規模示威抗爭,也沒有推動民主普選的進取政治行動,彷彿一切事情皆無所謂;大部分香港人依舊被動、冷漠,在動物農莊裡勞碌地生活著。
以上說法雖然反映出一個大概的客觀輪廓,但卻忽視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如果大家冷靜考察這些細節,即可知董建華的統治手法,跟港英時代港督的統治手法截然不同。
董建華是中國獨裁者江澤民欽點的首任特首。旁邊有地下黨員葉國華充當董建華的「顧問」,實際上就是中共指示的傳話人和中共委派的監督者。由始至終,董建華只是一個滿腦子想法多多但卻唯命是從的傀儡,既不是「老好人」,也不是「老懵董」。此外,香港官場也變得深受講究關係和小圈子的華人劣質文化影響,結黨營私,勾心鬥角,逢迎獻媚,逐漸普泛。董建華難辭其咎。
1999 年涉及大陸人非婚生子女香港居留權的終審法院吳嘉玲案判決,觸發中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衝擊香港司法獨立,董建華正是逢迎中共的幫凶。此外,易幟初期,香港政府公務員黃河生、單羅玉蓮弊案接二連三。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涉嫌偏袒胡仙而藉口公眾利益而不予起訴。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面對 H5N1 禽流感疫情而前倨後恭,應變無能,最後瘋狂殺雞。新香港國際機場因電腦及行李系統失靈而嚴重打擊貨運及香港國際形象。亞太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持續衰退,樓市瀕臨崩潰,董建華政府卻束手無策。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畫,最後導致樓價急降,許多香港業主淪為「負資產」人士,倒閉及裁員情形令人憂慮,結構性失業及開工不足問題持續湧現。根據最近郭文貴爆料,董建華曾經秘密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中國國安人員駐港,如果屬實,他根本就是「港奸」無疑。
除此之外,董建華於 1999 年廢除了兩個市政局,導致民主派政黨失去培養政治人物的平台以及議員薪津,只剩下區議會及立法會兩層局部民選的政治機制。董建華更加清除了他的頭號政治障礙: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董建華提倡母語教育,企圖耗費鉅額公帑爭取 2006 年亞洲運動會主辦權,企圖委派中國銀行的盧重興出任機場管理局主席,企圖安插梁振英出任市區重建局主席,全是精心策劃把香港推向衰敗之舉。董建華還縱容中聯辦主任王鳳超公開批評有線電視對呂秀蓮的新聞專訪,更縱容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助理路祥安通過鄭耀宗(香港大學校長)及黃紹倫(副校長)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博士施壓,生怕自己低民望的事實被公諸於眾。
在清除了陳方安生之後,董建華更加著手把行政會議貶為諮詢機構,獨攬大權,然後架空公務員體系,推動所謂高官問責制,亦即以不定期合約的方式,委派空降的親信成為局長,宰制與架空原本以常任秘書長為首的政務官體系。高級政務官面對頭上異類,升遷封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優秀文官體制瀕臨崩潰。
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更是董建華施政的一大污點。董建華運用手上政治權力,把商業利益向個別財團大幅傾斜。他以發展資訊科技產業為名,興建位於薄扶林的數碼港,未經招標把開發權授予由富商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控制的盈科招展;之後地產項目貝沙灣落成,產業園區變成富豪圈地,涉嫌利益輸送。此外,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監管不力,引發仙股事件,股票市場出現低價股恐慌性拋售。再者,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更在宣佈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購買新車,涉嫌利益衝突以謀私利,被迫辭職。但高官們吃相難看,人盡皆知。
經歷上述多輪擾亂之後,香港人積怨加厚,但卻尚未發難。香港人普遍執生、食腦、貪婪、冷漠、自私、息事寧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文化陋習,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這段期間,幾近表露無遺。立法會內沒有任何有效抗爭,街頭示威寥寥可數。董建華已登特首位,再置殺人刀,滿以為胸有成竹。他接受中共中央的最高指令,丟出一顆政治震撼彈:為《基本法》第 23 條「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立法,亦即為「以言入罪、禁止反黨」籌備好「統治工具」。中國政權希望藉此一擊即中,企圖從「制度」層面,全面粉碎香港人的人權、自由、法治的基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表見自由。中共的算盤是:只要「制度」一旦崩塌,香港人的「文化」就會逐漸遭受中共蠶食鯨吞,「文化身分認同」與「族群身分認同」將會趨向衰亡,然後香港人就會跟赤裸的「黨文化身分認同」(專制主義、集體主義)與純粹的「大中華民族身分認同」(民族主義、天下主義)無縫接軌,指日可待,進而令尚未成型的香港人獨特「政治身分認同」(民主、自治、自決、獨立)也被消滅於萌芽狀態。
可幸香港人終於覺悟開竅。一方面,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言不遜,言不及義,用力過猛,公開表示香港人無謂逃避這把放在頭上的刀,而且拘泥於藍紙草案而不採納允許廣泛諮詢的白紙草案,更加無法排除以言入罪、無證搜查、突襲查封、禁止結社等合理疑慮,令香港人深感欺人太甚。另一方面,2003 年初,非典型肺炎(沙士)疫情爆發,由中國大陸擴散迅速傳播到香港。淘大、醫院等地都是重災區。疫症釀成總共 299 人死亡,1755 人染病。人人自危,口罩滿城。至於董建華夫婦、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等人的抗疫無能表現,更令人怨聲載道。
再者,董建華政府堅持繼續推動《基本法》第 23 條,香港人終於忍無可忍,新仇舊恨猝然湧上心頭,然後奮起走上街頭。2003 年 7 月 1 日,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了超過 50 萬人參加的大遊行,成為規模僅次於六四屠殺前後兩次 150 萬人遊行的香港公民集體行動,徹底嚇壞了中共高層。後者被迫以自由黨田北俊議員毅然變節反對立法為藉口,7 月 7 日急撤(暫緩)立法計畫,不提立法時間表,楊永強同日辭職,7 月 16 日梁錦松及葉劉淑儀相繼辭職。香港人暫時勝了一仗,共同渡過了這次危機。
二、溶合期(2003-2008)
2003 年的確是香港歷史關鍵的一年。中共高層鑑於香港人上街反抗,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打從心裡不順從中國吞併香港(但卻從來不反省中共政權自身才是香港人離心離德的始作俑者),於是針對香港的管治政策,啟動重大轉變。中共中央決定由曾慶紅領導「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向中共中央直接報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指揮及領導香港的大政方針,再經由港澳辦、中聯辦、行政長官層層下達和執行。香港特首自此以後正式(以前只是非正式)淪為中共中央的馬前卒和小棋子,唯唯諾諾,無足輕重。香港特首可以在系統內部提出意見,但卻不擁有最後決定權。他辦事,難放心,有問題,找中央。這種破壞一國兩制的荒謬政治格局和專政制度,導致香港制度急速腐化。
由於香港人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奮勇反抗,最後倒逼中共讓步,中共中央怒火中燒,一連串打壓行動於是接踵而至。先是派遣蕭蔚雲、邵天任、許崇德、吳建璠「四大護法」來到香港,批評香港民主派反對 23 條和要求還政於民就是「不愛國」,聲稱香港政治改革決定權全在中國,「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治理香港」,亦即「愛黨才是愛國,才可統治香港」。然後無端批鬥訪問美國出席聽證會的李柱銘為「賣國賊」。2004 年,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基本法》,把香港政治改革的啟動權和通過權完全操在中共手上,把三部曲變成五部曲,隨後更否決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實行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更無提出任何時間表及路線圖。
除了政治層面,中共還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把毒藥包上糖衣,企圖把香港急速「大陸化」。主要是加快港中經濟融合,形成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催生經濟殖民。例如在 2004 年開始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中國片面減免關稅及鼓勵許多香港產業北上,開放中國旅客不跟隨旅遊團來港的「自由行」,但卻直接導致香港經濟面貌及產業結構畸形發展,過度著重金融、零售、旅遊、服務等行業,忽略製造業升級轉型、創意產業、資訊科技等產業的平衡發展;擴大貧富懸殊,貧窮人口增加,青年就業困難,創業形同幻想,掏空本土經濟。
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壓力,很快就反映在許多草根與中產人士的生活態度上:暴躁不安、自私自利、厭棄學識、憤世嫉俗、譴責世道、看淡人生、得過且過、擱置理想、趨炎附勢。這種情形在 1990 年代已因香港人面對 1997 年政治大限而開始萌芽,但卻要到 2003 年中共政權啟動大規模的「政治收緊」及「經濟殖民」之後,才全面升級。失望、絕望的心情,瀰漫整個香港。即使挺身而出擊退了 23 條惡法,但只要看到滿街「自由行」中國旅客喧嘩、阻街、蹲坐、拖篋、拉屎、撒尿,搶購生活用品,逼爆商場、酒店、金舖、藥房,瘋狂搜購物業,拉高樓價租金,洗錢大搖大擺,走私無日無之,就業苦無出路,創業等同替業主打工,香港人對前景的想像趨向悲觀,然後投射到教育、文藝、電視、電影、音樂等各個文化層面。「悲觀充塞憤怒,憂鬱掩飾冷酷,豈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