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50 週年

Family matters

67 暴動死難者家屬冀年輕一代毋忘歷史

文章 #16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7 21:19

來源: 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 ... 170507.htm

「67 動力研究社」在粉嶺和合石墳場,公祭 10 多名參與 67 暴動的死難者。

研究社社長陳仕源期望,藉事件 50 周年還原歷史真相,還參與者一個公道,又期望中央政府能對參與者有表態。研究社今年會籌辦展覽,讓公眾更了解事件真相。

參與公祭的死者家屬鄧先生說,直到 4、5 年前才在偶然機會下找到父親的墓地,感到開心;但母親對爸爸離世始終放不下,令他非常難過。他希望父親能獲平反,年輕人亦不應遺忘這段歷史。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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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今昔:炸死兩稚童舊地人流稀

文章 #17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7 21:21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093950338

六七暴動中期出現炸彈浪潮,除了商台主持人林彬(原名林少波)被暴徒燒死,也有小童被無辜炸死。

據當年報道,1967 年 8 月 20 日,8 歲女童黃綺文及 3 歲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住所附近玩耍時,誤觸車底的土製炸彈,慘遭炸死。慘案引起極大民憤,但仍未能阻止炸彈浪潮,暴動持續到 12 月才告平息;與林彬案一樣,此案至今仍是懸案。

目前清華街建築物主要為住宅大廈,周邊也有許多車房,平日人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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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難查暴動檔案 學者赴英尋回

文章 #18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7 21:23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093950042

六七暴動歷時 8 個月,但政府檔案處可找到的官方文件數量卻遠比英國國家檔案館少。有專門研究六七暴動的學者多年前選擇到英國尋找更完整的資料,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表示,根據已公開的資料,回歸前英國政府曾把港府擁有的檔案以微縮菲林方式運回英國,原件仍然在香港,惟政府未有公開相關檔案。

就政府六七暴動期間的文件數量,政府檔案處指出,現時檔案處保存由政府移交有關六七暴動的歷史檔案共 300 多個,包括 240 多個由政府移交的業務或行政檔案,當中約 70 多份屬剪報檔案;這些檔案涉及內容包括當時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及其他香港駐海外辦事處就六七暴動的通訊、政府部門就六七暴動的討論及檢討策略、被囚者資料、左派宣傳及政治活動等。另外,當中約有 60 多個檔案購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專門研究六七暴動的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表示,早在 2005 年展開相關研究時,由於香港歷史檔案館資料未夠齊全,他決定轉到英國尋找相關檔案。他說,此議題的英國檔案編號主要為「FCO40」及「FCO21」,香港大學早前已購入整套文件,相信資料較齊全。約 6 年前,他曾在檔案處找到來自香港法庭 600 多名被判入獄的囚犯檔案;他亦曾向港檔案館館方了解館藏,獲告知已購入相關的英國檔案,但未完成整理。

回歸前微縮攝影運英 原件留港

朱福強表示,根據另一檔案處前處長鮑卓善(Don Brech)曾公開的資訊,英方回歸前把港英政府在殖民時期具決策性的檔案進行微縮運回英國,大部分檔案原稿都存放本港,卻未有公開予公眾查閱。據了解,當年的微縮片未有公開,現時仍存放在英國外交部。朱福強認為,香港仍未有檔案法,故要在港方取得重要文件近乎無可能,只能寄望英國公開資料,重組殖民地歷史。

另外,本報 4 月底前往政府新聞處圖片銷售部,與六七暴動有關的可選購相片僅約 8 張,明顯比早年可供購買的數量少。政府新聞處回應說,圖片資料室由前政府總部舊址遷往現時北角政府合署時,並無銷毁或遺失任何圖片,現時在北角政府合署圖片資料室所存的 1967 年圖片,與舊址圖片資料室所存圖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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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角度拍攝暴動 與左派爭輿論陣地 港英心戰室文鬥毛語錄大字報

文章 #19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37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093947546

六七暴動期間,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除了爆發「街頭戰」,雙方更展開「宣傳戰」。港府早在 1967 年 5 月 18 日成立宣傳委員會(Publicity Committee),宣傳委員會堪稱港英政府在暴動期間的「心戰室」,主要職責是削弱左派陣營的公信力,追查及反駁謠言;另一邊廂,左派報章也出版小冊子講述警方的「暴行」。

「沒有檔案就沒有真相」,近 10 多年來英國政府解封多份關於六七暴動的檔案,存放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有關檔案,情况又如何?可否讓歷史研究者或傳媒了解這段歷史?

左派傳媒於六七暴動期間積極運作,動員群眾參與,大字報、毛語錄遍佈全港;港英政府迅即成立宣傳委員會展開輿論戰。新聞處前高級新聞主任 Peter Moss 憶述,當年新聞處主責輿論反攻(counterpropaganda),在警方大型行動後召開記者會,交代現場情况及政府立場。他觀察到,勤奮工作的港人由最初與政府保持距離,至暴動發生後完全支持官方行動,逐漸增加對香港的歸屬感。

左派力數警察打人 新聞處反攻

左派與港英政府分別搶佔輿論陣地,新華社、《大公報》等中方傳媒詳細報道遊行示威期間參與者遭警方毆打的情節,港英政府也不甘示弱,成立宣傳委員會,以輿論爭取市民支持及反駁左派言論。政府新聞處隨即於 6 月設立特別宣傳小組(Special Publicity Unit),配合委員會工作。

81 歲的 Peter Moss 今年 2 月在港接受本報專訪,憶述那段動亂的歷史。他於 1965 年來港,任職新聞處高級新聞主任,主責撰寫文章介紹本港的繁榮,兩年後政治形勢急劇轉變,1967 年 6 月,時任助理總監 Michael Stevenson 要求他放下原本工作加入小組。

「當時左派傳媒利用相片,形容警員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塑造警隊邪惡形象」,但他們意識到,港英政府必須自我防衛。他記得,當時《大公報》出版一本名為《是誰的暴行》小冊子,講述左派工人暴動期間遭受暴力對待,「Michael 拿着剪刀、膠水等工具跑去找我,指示我通宵趕製格式相同的小冊子,例如以示威者集體攻擊站崗警員等相片,再配以相應圖片說明,營造政府抗暴」。

衝突後率先到場「採訪」

Peter Moss 亦會在衝突或警方行動後,與攝影師到場先「採訪」,並即場召開記者會,包括沙頭角槍戰、拆彈現場等,例如港府曾包圍北角英皇道一帶國貨公司拘捕滋事者,又曾在新都城大廈發現僭建「醫院」,內裏設備齊全足以動手術,他隨即向在場傳媒展示「醫院」的照片。

意外收穫 移民自此視港為家

他 1993 年退休後長居馬來西亞,至今對港人印象仍然深刻,認為他們從內地逃難來港,原沒有視香港為家,「港人工作勤奮,對政府管治沒有興趣,政府與市民間存在距離,左派嘗試擴大此差距,帶來共產主義,但他們忘記了不少人都為了逃避共產黨才逃難來港」。他說,小組掌握到民情後積極配合,披露左派策劃把共產主義帶來香港。他說,事件意外令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也是個得珍惜的地方,逐漸視香港為家。

前廣播處長黃華麒憶述,他當年借調至特別宣傳小組期間,負責製作兩個電台節目,分別為《十年窗下》及《為你服務的人》。他表示,《十年窗下》是一個訪問式清談節目,他訪問了一群勤奮向上的窮苦大學生,由他們親自訴說自己的奮鬥故事。而《為你服務的人》則訪問各行各業、服務社會不同崗位的人,當中包括消防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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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左派錯誤 毋須放炸彈殺林彬 左校教師:殺一人不能改變制度

文章 #20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39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30608

六七暴動期間,部分左派學校鼓動學生參與放炸彈等行動,成為軍警進攻的目標之一。當年任教紅磡勞工子弟學校的「老愛國」謝老師,經歷過軍警攻入校舍、同事當場被捕、到港督府抗議卻被捕入獄,她說當年只跟隨「中國」的方向行事,現在反思左派有對也有錯,當時「還未到這步」要放炸彈和殺害林彬,「殺一個人也不能改變整個制度」。

軍警攻校拘同事 抗議換來坐牢

1967 年 7 月 14 日,軍警攻入相連的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和紅磡勞工子弟學校,避過一劫的謝老師憶述翌日返回學校,發現學校牆身被鑿穿,瀰漫濃烈催淚氣體氣味,雖然留守學校的校長和工友游繩逃離,另一教師卻被拘捕,工會書記何楓更遭開槍擊斃。

「無端端鑿穿我們學校,又抓了我們老師去,我們要去抗議佢!」已屆 93 高齡的謝老師仍聲如洪鐘,她說當時感到悲痛和憤怒,遂與其他左校教師一同到港督府「敲鐵閘」抗議。她強調,他們只是和平抗議,卻遭警察用棍毆打,更被控非法集會和「參與恐嚇性集會」。事隔多年,說起被起訴時她仍有慍色:「怎會恐嚇你呀?我們手無寸鐵!」最後她因非法集會罪成坐牢一星期。

「我們是愛國教育 港英是奴化教育」

謝老師出獄後繼續授課,她憶述當時上課已不依課本,而是讀《文匯報》等左派報紙和毛語錄。當時官津校教師月薪過千,但其薪金卻只有約 300 元,堅持下去只因「愛國」兩個字:「我覺得有意思囉,我們教育目的跟人不同,我們是愛國教育,我們說它(港英)是奴化教育。」謝老師說,六七後港英政府「看你們中國人無咁好蝦」,左派學校的待遇有改善,不再因掛毛主席肖像、掛國旗等被留難。

稱只跟隨中國方向 認六七過了火

問到如何評價六七暴動,謝老師說自己只是小人物,「不到我們說」,只能跟隨中國大陸的政策。事過境遷,現在自己可有看法?一直健談的謝老師沉思良久說:「是有點亂,這麼大場運動總有些做錯,有些地方是過火了激烈了。」謝老師認為左派當年毋須放炸彈和殺害商台播音員林彬,「用得着這樣嗎?殺一個人成得什麼事?殺一個人也不能夠改變整個制度」。那當初為何堅持跟隨?這次謝老師不假思索:「到底中國人吖嘛!」

強烈的民族意識,大概與求學時期經歷抗戰有關,謝老師說,故鄉開平雖然沒有淪陷,卻常有日軍過境,當年 20 多歲的她一次在路上被多名日軍調戲,縱已是 70 多年的事,猶有餘悸。幸好最終平安無事,卻令她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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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吳力波:以命相搏 意氣之爭

文章 #21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44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31434

「我經歷過,有死傷就會失控,無得返轉頭。」六七暴動期間吳力波被「根正苗紅」的父母送到廣州讀書,未有參與六七暴動成為「左仔」,卻成了紅衛兵,身邊同學在文化大革命武鬥中死去,令他難以釋懷。1967 年 8 月 20 日,他與同伴乘車去搶武器,被另一派紅衛兵伏擊,多人死傷,事件被稱為「八二○血案」。他對武鬥開始感厭倦,轉為「文鬥」,與同伴辦《反英抗暴》報紙,報道香港情况。

同學遭伏擊而死 厭倦武鬥改辦報

「八二○血案」遇害青年包括多名與吳力波一起到廣州讀書的香港人,其中一人是當年香港鬥委會副主任謝鴻惠的兒子謝達新。「當年和謝達新好好朋友,一起由香港上廣州讀書,(在宿舍)睡上下格牀。」說到好友猝逝,吳力波一臉黯然:「很難接受,當年我只有 16 歲,整天還覺得他(在上格牀)伸個頭出來跟我說話。」吳又說,謝鴻惠當年因被港英政府通緝,連兒子的喪禮也未能出席,「白頭人送黑頭人都送唔到,都幾悲劇」。

50 年轉眼過去,六七暴動時軍警與工人激戰的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與紅磡勞工子弟學校已拆卸重建,與 93 歲的勞校謝老師相隔整整一代,65 歲的吳力波仍未忘記歷史,年初以海濱文化導賞會導賞員身分帶領導賞團,在舊址撫今追昔:「大家以性命相搏,你殺我一個我殺你一個,淪為意氣之爭。」說的是當年工會書記何楓在連接工會和勞校天台的橋上,用水喉通力抗軍警,最後被連開 4 槍擊斃的事。

嘆暴力對付佔中 歷史重演

「暴力並非完全無價值,但真的要到絕路才走這一步。」作為「武鬥」過來人,吳力波明白憤怒的群眾希望激烈表達,但要知所進退避免傷害:「若無人命傷亡,仲有得返轉頭。」吳力波強調,暴力升級最大責任在當權者,「當年若(前港督)麥理浩早些來港推行改革,六七暴動未必會發生,港英卻選擇鎮壓」。他慨嘆,現在歷史似乎又再重演,佔領運動時示威者堵塞馬路,沒有帶來傷亡,政府卻用暴力「扑你個頭」,造成「冤冤相報」。

不再相信不問對錯的民族主義

當年辦報「反英抗暴」,今天他形容事件為「暴動」,吳力波說,當時他認為「外族專制(港英)比本族專制(中共)邪惡」,後來因經歷慢慢改觀。他憶述 1990 年代到越南做生意,一個姓黃、黑眼睛、黃皮膚、講普通話的男人說「被中國人欺負了幾千年」,吳自言當時是「大中華膠」,差點衝口而出「你是否中國人?」卻驚覺對方真的不是中國人,不斷「反思,反思,再反思」,現在不再信奉這種只論種族、不問對錯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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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今昔:1978 年中共「認錯」左派今續奠「戰友」

文章 #22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48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33509

歷時 8 個月的六七暴動在 1967 年底基本平息,由最初的勞資糾紛升級為炸彈浪潮,港英政府資料顯示事件造成 51 人喪生,當中 15 人被炸彈炸死。《明報》在 1978 年 9 月 5 日報道,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祁烽 8 月 30 日在左派慶祝建政 29 周年的籌委會會議上,明確表示中共中央認為 1967 年的「反英抗暴」是錯誤,主要是受林彪集團的利用,將事件不斷升級,企圖令周恩來為難。

50 年過去,當年被判入獄的左派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及工聯會代表,昨日到和合石拜祭在事件中身亡的工友。和合石埋葬了 16 名六七暴動左派死者的骸骨,昨日約 120 人來到致祭,當中 80 至 90 人曾因暴動入獄,是 2012 年首次舉辦公祭以來最多人參與的一次。研究社社長陳仕源致祭辭時,強調死去的工友不是暴徒,而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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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詐彈客」 黃耀堃撐佔中:「愛國教育」洗腦可怕

文章 #23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49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28923

六七暴動期間,「真假菠蘿(土製炸彈)陣」造成多人死傷,當年在左派學校培僑中學讀中二的黃耀堃,數次「接受任務」在街上放置假炸彈。50 年過去,這名 2014 年支持佔領運動的退休教授驀然回首,認為當年接受的左派「愛國教育」有如「洗腦」,加上校內群眾壓力製造英雄感,驅使學生參與暴動,「是很可怕的事」。

不聽「反動電台」不知小姊弟炸死

根正苗紅的黃耀堃 1966 年來港,家住「左派大本營」北角僑冠大廈,就讀培僑中學,翌年六七暴動爆發,當時他中二下學期,14 歲的他被師長指派,數次在街上放假炸彈,地點包括書局街、皇都大廈前電車路等。掩護同學確認無警察巡經,他看準時機衝出去,將載有重物或爆竹的盒,掛在門上或放在地上,地上書「打倒港英」、「我們必勝」等口號,便「大功告成」。

黃耀堃說當年多次放假炸彈,「無一次係真」,最大影響是造成塞車,「我們想像不到(造成死傷),不是想殺人,只是想添人家麻煩」。六七暴動期間一對無辜小姊弟在北角清華街遭炸死轟動全港,當年積極投入運動的黃耀堃說,當時不聽「反動電台」,連此事也不知道。

平日看樣板戲 氣氛驅使「反英抗暴」

事隔 50 年,他認為當年舉措受「愛國教育」驅使,他說六七暴動是內地文化大革命延伸到香港,當年他受左派愛國教育,平日看文革「樣板戲」,容易代入其中,心中認同文革卻不能親身參與,自然希望可「做點事」,接受放假炸彈的任務,當時受校內氣氛影響,感到「好 high(興奮)」。

「等於異端一樣,整個教育洗你腦,用群眾壓力去壓你,是很可怕的事。」黃耀堃說當年遭警方拘控的同學,回校會成為「英雄」,有衝勁的年輕人容易在這種氣氛下,為英雄感去「反英抗暴」。

六四後理想幻滅 佔中聯署守護學生

反思源於理想幻滅。1976 年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黃耀堃感到一直相信的都被否定,心灰意冷不想留在左派圈子,兩年後到日本留學,1983 年回港後在中大中文系任教至退休。1989 年六四事件對他衝擊更大,令他再次反思:「雖然文革死人更多,但六四是(中共)在鎂光燈下殺人,我無法再相信這個政府,對這政權徹底幻滅。」

「發生了不能改變,只能好好想,前面的路要如何走。」黃耀堃不願評價是否後悔,只願向前看,「如果還用敵我思維,將大陸的管治方法嘗試在香港施行,否定英國人留下的規範和制度,是很危險的事」。

2014 年 9 月 28 日,防暴警察向佔領運動示威學生和市民放催淚彈,當日一批中大中文系教師發起「守護學生聯署聲明」,要求警方應對和平抗爭時停止使用暴力,聯署者包括黃耀堃。他說作為知識分子應有良知,有責任守護學生。

分別以教師和學生身分經歷兩場大型社會運動,黃耀堃認為佔領運動與六七暴動不同,佔領運動的學生並非被煽動和蒙蔽,大多自發而非被組織。黃耀堃不時到佔領區探望學生,10 月 3 日傳出清場消息,他更在社交網站上載書法為學生打氣:「天祐我城,保我百姓。毋忘初衷,堅持至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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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黃皮狗」遭圍毆坐牢 高兆楨﹕想說聲對不起 少年犯盼尋當年警察和解

文章 #24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53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27160

歷時 8 個月的六七暴動 1967 年底結束,超過 2000 人被捕,牽連一代人命運。當年一句「黃皮狗」令高兆楨身陷囹圄,自此少年犯烙印纏繞一生。經過多年反思,他希望找到半世紀前拘捕他的警察袁錦洪,為語言暴力道歉,「無論誰是誰非,今天是和解的時候,我們不應記住仇恨」。他決定以行動走出六七,年底退出所有與六七有關的群組,寄語年輕人要汲取歷史教訓。

六七暴動期間,17 歲的高兆楨在港島半山的左派中華中學就讀中三,他是校內鬥委會成員,負責在學校內外派發「反英抗暴」傳單。1967 年 11 月 10 日晚上,他放學回家,與同學途經上環醫院道時被警員截查,被搜出背包藏有數十張「反英抗暴」小型報紙,「警員第一句話我『原來你係死左仔』,我回敬他『黃皮狗』,呢句說話刺激到他們,七八名警察打我一個」。年少氣盛的他被圍毆一番後被捕,其後以阻差辦公、發表「煽動性演說」、藏有「煽動性標語」等被判入獄 30 個月。高兆楨說當時母親很傷心,他在獄中每逢中秋節,都會託朋友陪他母親吃飯,讓她稍解念子之情。

「睡覺也抱毛語錄」文革後不沾政治

高兆楨在六七暴動期間曾陷入文革狂熱,「睡覺也抱着《毛語錄》」,對小紅書內一字一句倒背如流,他說,當時《人民日報》社論對他影響深遠,「(我)盡情投入這場鬥爭,覺得大時代都有我的影子存在是一種榮幸,(當時想)如果透過這場運動可改變自己的命運,你說多好」。

1976 年中共「四人幫」倒台後,高兆楨不斷反思,覺得通過鬥爭逼政府改變是非常危險的思維,決心丟掉家中數百個毛澤東像章、學校當時送贈的錦旗,也決心從此不沾政治。另一方面,他花了很多時間找尋有關自己的剪報,了解傳媒怎樣報道他被捕一事,無意中見到當時有份拘捕他、職級最高的警員名叫「袁錦洪」。2011 年,高兆楨踏入 60 歲,開始透過不同渠道尋找「袁錦洪」,「誰是誰非也好,不要追究,放下仇恨」,希望與袁先生一起重回醫院道,一步一步走出六七,「找到他的話,我希望與他合照、握手,說聲:『這位警察,真的對不起,當初我用這樣暴力的語言說你是黃皮狗』,無論誰是誰非,今天是和解的時候,我們不應記住仇恨」。

退六七相關群組「戰友」變「參與者」

高兆楨說,1967 年至今,當年少年犯一直以「戰友」互稱,但多年來各有生活,各自思想亦起了質的變化,他決定今後只稱彼此為「參與者」,今年底將會退出所有有關六七暴動的群組,「不想把仇恨帶入黃土」。他有感發生於 1967 年夏天的「反英抗暴」運動是中方與英方的角力,左派群眾無辜地成為「卒仔」,而社會也不應以言入罪,「(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罵左仔,不至於死」。

嘆旺角衝突有人入獄 盼吸歷史教訓

高兆楨現在每天進出老人院照顧年邁母親,期望在她晚年盡兒子本分,「重視與親人關係,見得一分得一分」。他又慨嘆,早前因旺角衝突被判入獄的年輕人,「(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不理後果,見到有人被判(入獄)3 年感難過,他們要坐到 2020 年底,屆時前途盡毁」,期望不要再有年輕人步其後塵,要汲取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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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今昔:檢炸彈被封 左校變住宅

文章 #25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00:57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4180734788

港英政府於六七暴動期間,特別留意左派「愛國」學校的一舉一動。當時的愛國學校包括前特首董建華與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的母校中華中學、漢華中學、中業中學、香島中學、培僑中學和福建中學等。

1967 年 11 月 27 日,正值六七暴動後期,中華中學的實驗室爆炸,有學生手指被炸斷,警方指在該校搜獲炸彈及化學品,學校其後被查封及撤銷註冊。該校管理層其後以「育華中學」重新註冊,直至 1980 年停辦,正式成為歷史。半山豪宅林立,中華中學舊址現時已成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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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真相懸空 50 年,八大待解之謎

文章 #26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09 22:11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D%E4% ... 00968.html

左派有左派的說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據,群眾有群眾的見證,他們提供的是證據還是偽證?

香港六七暴動,仿似一個羅生門。

由於歷史資料匱乏,自 1967 年爆發以來,50 年來許多真相一直懸空,不少說法未能考證。對於一些重要疑點,左派有左派的說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據,群眾有群眾的見證,許多事件細節,就算學術界也不能得出定案。他們沒完沒了的爭拗什麼?「真相」與「真相」之間又存在什麼落差?端傳媒為此羅列了八大待解之謎,為大家一一講述。

一、周恩來是香港罪人還是恩人?

中共建國後,周恩來指示香港事務,對港奉行「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在政治局勢極為混亂的六七暴動期間,作為最高領導人之一,周恩來是全面知情、遙控暴動的決策者?抑或挽救香港、制止災禍蔓延的救贖者?

不少人或有粗略印象,認為「六七時期」香港左派與內地溝通機制失效,周恩來對香港的情況不知情。然而,根據《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獲得的吳荻舟先生《67 筆記》發現,當時有外辦、外交部同中央調查部人員組成「港澳聯合辦公室」,吳荻舟擔任「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這意味著,即使周恩來面對中央文革及造反派的衝擊,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但他對香港暴動情況仍然有相當掌握。

那周恩來的取態如何?從勞資糾紛,到罷工罷市,再到炸彈浪潮,他的角色有變化嗎?


根據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歴史》(《地下陣線》),1966 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來通過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傳送指示到香港,文化大革命不會擴大到香港,進行任何革命行動將毀掉中共長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但文革衝擊了中國外交事務,外事革命領導小組奪了負責香港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權,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直接監督中共在香港活動的頂頭上司。儘管周恩來仍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不確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握香港事務。此時,周恩來面對被趕下台的政治威脅,非常謹慎,不譴責香港的左派,試圖對暴動既鼓勵又抑制。另外,他亦專門下令在外交部設立香港事務專案辦公室,以監督、影響香港的決策。

根據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新蒲崗事件爆發後,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對港英鎮壓行動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而在 5 月 22 日港英警察毆打在中環花園道左派群眾後,周恩來向赴京請示的新華分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透露,香港左派的行為是「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不想發動鬥爭。

不過,文革學者余汝信在其專著《香港,1967》卻認為,周恩來的態度內外有別,內部討論與自己對外以及官方對外的態度都有距離,整個案件處理過程曲折。與上述周恩來內部談話的態度相對,5 月 15 日英國代辦處門前三天三夜的百萬人示威,以及 5 月 18 日十萬人參加的「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會」,都是由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准進行的。周恩來更親自參加了 5 月 18 日的大會。

6 月 3 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又是一例。這篇著名的社論經周恩來修改後批准發表,提出左派「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又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同胞的強大後盾」,這篇大大鼓動香港左派的聲勢,左派陣營據此更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隨時收回香港。余汝信共列舉 13 個有關周恩來在「六七」的鬥爭活動和指導性意見,印證「北京介入香港鬥爭,是周恩來領導了整個過程。」

其後,六七期間炸彈浪潮席捲全港,全城陷入恐怖境地,周恩來是礙於形勢,默許這些行為,還是支持執行,未有答案。不過,不少材料都指出,周恩來曾經阻止更暴力的解放軍南下,避免香港提早「回歸」。


《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先生曾引述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

1997 年,中國的《黨史縱橫》檔案亦披露,7 月上旬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等人,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到了 8 月 20 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布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進攻,同時還組織 3000 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此時,周恩來聯名朱德、陳雲等多名老同志,寫信要求毛澤東暫停收回香港,最後意見被接納,拯救香港於戰爭邊緣。

八月是「六七」的關鍵月份,中共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而港英查禁左派外圍報刊《田豐日報》、《香港夜報》和《新午報》。就此,8 月 20 日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期到後,紅衛兵放火毀壞英國駐京代辦處,毆打駐華代辦。對此,周恩來極為憤怒,痛斥「造反派」負責人,並向英方道歉,乘機扭轉了政治風向。

六七暴動怎樣終結?根據江關生的著作《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不少左派中人都口徑一致讚揚周恩來力挽狂瀾,特別提到年底周恩來把香港工委的負責人全數召回北京開會,收拾殘局,「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為何突然剎停香港的暴動行徑?當中又有何考慮?這些至今仍是一大問號。

「六七」持續 8 個月之久,在這樣極端的政治形勢下,周恩來的角色關鍵而複雜。他在不同場合的表述反覆,既批准鬥爭行動,又曾阻止軍隊。究竟他在不同事件的角色為何,取態有沒改變,在中共內部資料高度保密的情況下,留下一大疑團。

二、六七政治犯在白屋遭受虐待?

暴動期間,有 52 名左派要員未經審訊,被扣押到摩星嶺集中營(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一年多。他們在扣押時的生活究竟如何,似乎都是一個謎。

1967 年 7 月 18 日,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永遠名譽會長蔡渭衡被關進摩星嶺集中營。他獲釋後在《明報》撰文說,每人均被囚禁在狹小密封空間,牆角有強風機,天花板是一盞大射燈。蔡渭衡憶述,「整天不停的嘩啦啦機聲」加上「眩目刺眼的燈光」,使人「難以入睡,在那裏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續稱,單獨囚禁的政治犯與外界隔絕,「三面牆上都裝有窺鏡」。房間裏沒有廁所,很多犯人逼於無奈在房間裏就地解決。另外,集中營的膳食也很折磨惡劣,「夾雜著沙石的米飯、臭鹹魚仔及半杯茶」。

但有些政治犯卻不認為摩星嶺集中營是如此不人道。

前中共地下黨員、暴動時任職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劉文成,在 1967 年 6 月被關進集中營。他在自傳裏,雖然同樣指震耳欲聾的抽風機和刺眼的燈,但劉文成說他們並非過著毫無人道的生活。他記得他們每天有 15 分鐘的放風時間,兩個人外出的時間可長些,「到後來全部五十二人一齊放風,很熱鬧,有節日就和藝人一齊大合唱革命歌曲慶祝。」

劉文成又指,政治犯家屬可以來探訪,「好像每兩個星期或是一個月可以探一次」。家屬們每次都帶大量水果給他們,「一天我們可以吃三至四個橙」,他甚至記得當時有守衛跟他們說,住在集中營「酒店還好,有人幫你洗衣服,大小便又有人看管。」

三、1967 年 4 月 —— 人造膠花廠工友被壓榨了嗎?

4 月 13 日,新蒲崗一家較有規模的人造膠花廠爆發勞資糾紛,到了 5 月,紛爭更燃起暴動的苗頭。

廠方當時頒布十項新廠規,包括取消三班制加二津貼;將可獲加 10% 獎金的標準,由每期(半個月)的 120 元增至 160 元,兩期工資不到 160 元即被開除;不准無故請假,請假後不留機位;如非正常壞機將被處分等等。

頒令後,有工友大為不滿,認為資方壓榨員工,開始怠工。資方與部分工人交涉不果後,於 4 月 28 日以「收縮生意」解僱了 92 名工人,並在翌日關閉了西環總廠和新蒲崗啤機部。被開除的工人留守新蒲崗大有街工廠,持續到 5 月初,氣氛持續升溫,劍拔弩張。

左派一直指責資方無情,並且得到當時不少輿論支持。例如香港大學校園刊物《學苑》便批評,「資方的手段跡近剝削,而且絕對無理。這種剝削情形的存在,實在是香港的一個大污點。」

但當年一些記者和工人有不同的說法。

根據《明報月刊》1967 年 7 月號,記者走進工廠實地採訪後發現,工廠啤機部倘若維持正常效率,每期薪金最少可達 200 元,最高至 400 元,故此有意見認為新例要求員工兩期資金達 160 元,並非苛刻。

另外,工廠非左派工人說,以往資方管理寬鬆,部分工人因而懶惰成性,每天僅工作數小時,生產額不達預期,資方未能定期交貨才決定訂立新例。

資深傳媒人張家偉在其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都引述了人造膠花廠一名高姓工人的話,他說「我們老板頂好了,工資頂高,福利頂多」,而且他發現廠內很多機器順壞,「損壞的地方,本來並不容易損壞,證明受人蓄意破壞機器」,所以新例僅用來對付廠內少數「懶做貪吃」的害群之馬。

四、1967 年 5 月 —— 警方介入新蒲崗勞資糾紛,暗藏陰謀?

5 月 4 日開始,警方開始進駐新蒲崗大有街。

隨後兩天,勞資談判破裂後,廠外愈發緊張。5 月 6 日,廠外工友阻止廠房兩輛大貨車出貨,示威工友蕭劍輝聲稱被管工孔彪踢傷,群情霎時洶湧。有人在擾攘間,乘亂從後面咖啡檔扔擲鐵摺椅入人群中,場面迅即失控。

防暴警察見狀到場,封鎖鄰近街道,並跟在場工人發生衝突;封鎖線外的數百名工人瞬時鼓噪,不住投擲鐵罐、玻璃樽。按《明報》報導,「防暴連」最後拘捕了 21 人,同時在混亂中打傷多名工友。

大有街這場警民衝突頓時成了全城焦點,各大傳媒紛紛以「大有街突起騷動」、「九龍的暴力」(Violence in Kowloon)起題。

而問題來了,為何一場勞資糾紛,會頓時變成大型警民衝突?

在左派眼中,警方忽然介入新蒲崗這紛爭,是有計劃,有預謀,是港英政府與資方精心策劃的「血腥鎮壓」。

當時有說法指,人造膠花廠東主跟警方總華探長呂樂同屬潮州同鄉,當廠方一陷入麻煩,便會馬上得到警方撐腰,然而說法來源一直未能考證。除此之外,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則聽聞警隊中有人收了資方賄賂,因而動武打壓工友是份外用力。

不過,其他媒體如親港英政府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就認為,警方突然介入新蒲崗勞資糾紛,並不如左派認為是警方與資方狼狽為奸;他們指,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其後管治威信掃地後,港英政府擔憂步澳門後塵,特別看到香港左派在工潮中躍躍欲試,彷彿密謀挑戰政府權威,港英以防萬一,才介入新蒲崗糾紛。

五、1967 年 5 月 —— 花園道的「血腥鎮壓」是偽裝出來的?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警民衝突發生後,左派鬥爭意識日趨激烈。5 月 17 日,各界鬥委會共 17 名代表到中環港督府遞抗議書,以及要求跟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見面被拒,及後一天抗議持續,惟港府依舊不答應見面。到了 5 月 19 日,抗議規模擴張,逾千名左派學生、工人、機構成員手持《毛語錄》,輪流到港督府呼喊語錄內容、口號,並貼上數以百計的大字報。

面對左派示威,政府一開始冷處理,表現退讓克制,對左派人士的舉動沒太多控制。不過,隨著左派聲勢越見浩大,港府當局漸漸失去耐性,到 5 月 22 日,流血衝突終再次出現。

早上 10 時許,百多人的左派小隊途經花園道口時,被那裏佈防的防暴警察阻截。僵持了約 20 分鐘後,左派隊伍執意前行,衝突於是一觸即發,警察揮棍毆打、拘捕示威者。示威者不少頭破血流,染紅了花園道,是為「五二二事件」。

但有爭議認為,這場大規模的流血場面,是左派的偽裝。

在港英政府的描述裏,這些畫面是有預謀的做假。事後,政府新聞處如此描述衝突場景:「整個(左派)隊伍熟練地立即倒作一團,被安排在隊內中之女子開始表演用血塗他們的臉孔。當『傷者』從他們袋內取出他們為此目的一直帶着的繃帶時,這齣假劇達到最高潮。」政府一直強調,左派臉上的血跡是紅汞。

但對此,左派矢口否認。傳媒人張家偉另一「六七」專著《傷城記》採訪了當日帶隊、時任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他沒有看過任何示威者在「演戲」:「我當時看不到有人帶繃帶紅汞,何必那麼低劣?」

除了左派,當時駐守港督府的警員陸啟鎏都指,確實有左派群眾帶紅汞,「但不能說這是喬裝作假,這是救急用品。」

可是張家偉透露,有一位曾任職左派招商局的員工告訴他,他與同事收到公司指示前往港督府抗議時,皆有帶備紅汞。上司事前跟他們說,一旦與警察發生衝突,立刻把紅汞淋在身上,「製造港英鎮壓的『證據』」。

那麼真相如何?還等待着更多考證。

六、1967 年 7 月 —— 沙頭角槍擊事件:誰射殺香港警察?

1967 年 7 月 8 日早晨,香港境內的沙頭角邊境警崗有群眾聚集叫囂,警方以催淚彈及木彈驅散,其後 300 人倏然從華界闖入英界,以機槍攻擊警崗,雙方爆發槍戰。內地武裝份子一度將警員圍困,港府急調駐港踞喀兵(Gurkhas),雙方對峙至傍晚平息。

這次事件釀成 5 名香港警員殉職,12 人受重傷,左派報章則指中方 1 人死亡,8 人受傷。然而,究竟槍擊為中方哪個級別的人員所為,一直未有定論。

當時的港英官方公佈,「未見敵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員參與這次射擊行動」;署理港督祁濟時(Michael Gass)則認為中方邊境好戰的村民(包括民兵)挑起,行動獲地方當局批准;而香港警方政治部《對邊境安全的外來威脅的評估》則指沙頭角鬥委會潛逃內地的成員發動襲擊,駐守邊境的解放軍默許中方民兵攻擊英方邊境。

但根據中方資料、文革學者余汝信在其專著《香港,1967》分析,中國外交部會議裏兩次提及「我邊防哨兵」,指出中方承認在邊境衝突中動用了軍隊,不排除是小規模的邊防部隊。2013 年,原廣東省軍區守備部隊參謀亦在《深圳文史》中披露,參與沙頭角槍戰既有中國民兵,亦有解放軍 7085 部隊,進一步證明了解放軍參與其中。

七、1967 年 8 月 —— 林彬之死:誰執行「鋤奸突擊司令部」的暗殺令?

1967 年 8 月 24 日,商業電台主持林彬與堂兄弟林光海在早上駕車離開九龍窩打老道寓所,前往九龍塘廣播道商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三名「修路工人」突然截停車輛,投擲汽油彈,二人燒至重傷,林彬翌日不治,林光海則在六日後傷重身亡。

林彬生前曾主持電台節目《大丈夫日記》及《欲罷不能》,嘲諷抨擊左派,長期收到各種恐嚇。

林彬被焚燒的當日下午,左派報章《新晚報》刊出自稱「鋤奸突擊司令部」的匿名者發表的公告,聲稱兇手「應港澳愛國同胞的要求」,已「執行民族紀律」,「將林逆正法」。

「鋤奸突擊司令部」到底是誰?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未有解答。社會主流認為是左派所為,但左派從未公開承認罪責。自稱前中共地下黨員、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曾在《立場新聞》撰寫《回憶林彬兄弟慘案》,說兇手為某間商會鬥委會屬下的「戰鬥隊」所為,而其中一名成員後來移民澳洲。

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就指出,一位來自福建、畢業於左派學校的 20 歲許姓人士,曾向同鄉表示自己殺害林彬,事後逃到福建南安市官橋鎮老家。

真正兇手是誰?這至今仍為懸案。

八、1967 年 8 月 —— 北角清華街炸死兩姊弟,是左派做嗎?

1967 年 8 月 20 日,8 歲的黃綺文及其 2 歲(或有稱 3 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誤觸土製炸彈慘死,全城嘩然。警方懸紅二萬五千元緝兇,而立法會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甚至建議政府對放炸彈者,處以死刑。兇手至今依然未落網。

社會主流均認為,炸彈是左派中人放置的。自 7 月 12 日,大埔戲院街大埔鄉事委員會一枚定時炸彈爆炸後,左派便在城內不斷放炸彈,而左派報章更稱許此等行為。比如《大公報》在 7 月 27 日的報導就形容炸彈為「懲港英炸彈」,「爆炸聲大長港九同胞的志氣,大滅港英法西斯的威風」。

而詭異的是,當清華街兩姐弟被炸的消息一出,全港報章翌日皆有報導此轟動慘案,唯獨《文匯報》與《大公報》隻字不提,令兇手為左派中人的嫌疑色彩更濃。此事為六七暴動的轉捩點,群眾轉向支持港英政府。

多年來,左派閉口不談。近年開始,部分左派人士圖為事件翻案,否認是他們所為。

比如 2010 年,由六七少年犯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就在其網頁指出,那個炸彈既沒標註「同胞勿近」,清華街又為「掘頭路(盲巷),完全不符合左派擺炸彈的條件」。

另外「六七動力」又強調,當年清華街一帶是「左派機構的宿舍所在地」,炸彈放在車頭蓋上,而「該車停放之處恰是當年新華社領導宿舍外面」,所以他們覺得左派不會刻意在那裏放炸彈傷害自己人。

曾任職《文匯報》的周奕也在其 2009 年出版的專著《香港左派鬥爭史》提出類似的質疑:「為什麼要把辛辛苦苦搞出來的炸彈冒險擺放在該處?」他認為「在這裏放炸彈只會傷及無辜,如此做法只會招來居民的反感,對誰有利?答案只有一個——港英。」

多年來被主流定性了的清華街慘劇,近年部分左派力圖翻成懸案。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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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文章: 11974
註冊時間: 2006-12-06 03:42

【六七暴動】 從六七暴動到「和理非」

文章 #27  未閱讀文章PoP » 2017-05-12 12:59

來源: https://www.hk01.com/%E6%AD%B7%E5%8F%B2 ... %E9%9D%9E-

簡稱為「和理非」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香港群眾運動很長一段時間的主要策略與方針。一般認為「和理非」出現於六七暴動以後的 1970、80 年代,而此模式的成熟以至作為口號被明確提出來,則要等到 1980 年代末的六四事件。不過,對於「和理非」產生及其與六七暴動具體關係,至今暫時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所以然。

一種較常見的論述,就是六七暴動促使港英政府注意回應社會民生訴求,讓港人衍生出「和理非」策略奏效的印象。關於此點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便是 1970 年代初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1973 年在司徒華帶領下的三輪罷工,最終成功迫使港府放棄教師減薪,成為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誕生的契機。但要注意的是,這種論述實際只是在解釋「和理非」生成後得以維持下去的理由,並且也因為過於強調來自建制方面的作用,從而忽略了群眾自身與香港外部因素。

其他試圖釐清「和理非」起源的意見,多數亦是點到即止、欠缺深入闡述。譬如有人提出六七暴動象徵上世紀香港暴力群眾運動的完結,它的無疾而終讓香港人意識到「勇武抗爭」不可行;又如有人摘引個別運動組織者的言論,突顯他們受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非暴力思想的啟發。以上觀察雖然大致正確,但少不免給人一種從歷史脈絡抽離出來的感覺,因為六七暴動以前群眾運動深受中國政權影響,與 1970 年代起的本地自發運動有明顯分野,兩者很難平行而論;至於外國名人事迹,也許確實有感染過香港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可是要令一般參與者都認識以至認同他們,卻是絕不可能。

暴動遺響 和理非定調

若說六七暴動對於催生「和理非」有直接影響,那應該是兩岸政府減少支援香港左、右兩派的勢力,令致其後群眾運動難以採取暴力模式。

右派勢力自 1956 年雙十暴動後已逐漸走下坡,暴動原本是讓它聯合港府反擊左派的機會,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長何康便建議台灣當局「支持港府……借刀而殺匪」,但國民黨不欲給人協助殖民者壓制民族主義的負面印象,故未增派人力、物力插手干預。另一方面,1967 年 8 月港英政府勒令三份左派報章停刊,引發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外交風波促使共產黨反思對香港策略,進而決定停止資助罷工工人,左派從此亦無充足資源再次發起暴動。既然欠缺國家政權提供武裝成本,後續群眾運動自然只能夠選擇擁抱「和理非」的模式。

進入「後暴動」時代的香港 1970 年代,各種新興群眾運動崛起,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社會運動,二是學生運動。前者的抗爭對象是殖民政府,然而在欠缺左、右派機關指導的情況下,它們並未產生明確意識形態取向,沒有否定殖民政府的認受性,於是既不能也毋須採取過激策略。套用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於《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的說法,社運「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往往有意或無意之間動員了群眾以香港公民的位置和身份向殖民政府施壓,希望爭取到政府政策的修訂或改變」,加上港府六七暴動後「更主動的進行自我改革和更新」,結果「政策及管治手法的轉變……令市民開始相信他們的聲音和行為,並不一定都是徒勞無功」,換言之就是感到「和理非」方針行之有效。

至於學生運動,則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香港人圍繞「認中關社」而生,可是學運內部在「認中」、「關社」次序與程度的問題上,又出現了「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分化。更加重要的是,「國粹派」乃由新華社及其他親北京組織扶植起來,旨在滲透香港學生運動、宣揚社會主義,所以這種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六七暴動以後左派活動的延伸。

兩派分裂客觀上限制了學運與社運的接軌,1973 年反貪運動、1974 年反加價運動、1975 年英女皇訪港示威等事件裏,都能看出「國粹派」刻意與它們保持距離,學運在此種情況下無法集中力量進一步激進化,致使其行事同樣呈現「和理非」貌相。隨着兩派成員後來成長為建制派及民主派政黨主幹,「和理非」作風便被一併帶到下一代群眾運動之中。

外部因素 反戰與嬉皮

將港英政府六七暴動以後政策視為促成「和理非」運動主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很容易忽略香港社會以外的國際因素。1980 年代成長為「和理非」運動領袖的一代人,其青年、童年必然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度過的,但當時最能夠反映武力禍害的事例,根本不是這一場僅長半年、傷亡千人以下的香港暴動,而是已經持續了幾年、死傷以數十萬計的越南戰爭。儘管越戰與六七暴動無直接聯繫,然而在冷戰格局的影響之下,中、英雙方博弈都無可避免地扯上越戰,於是暴動期間曾經出現左派指摘英國容許美國將香港轉變成攻越基地,戴麟趾(David Trench)政府則提出減少美國軍艦來港補給作為應對,可見香港與六七暴動都不能自外於發生在 1,000 公里外的那場戰事。

同樣,參與或目擊六七暴動的群眾,亦沒可能擺脫由越戰帶來的影響。其時香港報章多數存在鮮明政治立場,左、右兩派皆有需要報道相關資訊,國際版面內容因此充斥越戰消息,營造出一種本地暴動、國外戰爭的動盪氣氛。尤為諷刺的是,正當香港左派籌劃「反英抗暴」,美國人民卻在進行名為「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的和平反戰運動,其領導者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於 1967 年 5 月開始舉行集會遊行,10 月又往五角大樓投放花朵於美軍士兵槍管。這股反越戰風潮很快傳播到香港,儘管 1970 年代的本地參與者強調它反殖民、反侵略的一面,但箇中宣揚和平的思想,跟後來他們趨向「和理非」不無關係。

與反越戰相關的,還有所謂「嬉皮(Hippie)」精神。從 1960 年代初開始在西方世界興起的「嬉皮」運動,既有着反抗傳統、叛逆主流的元素,也有對自由解放、流浪獨立的追求。正好在香港六七暴動的一年,美國舊金山舉行「愛之夏(Summer of love)」集會,《時代》雜誌封面報道這種「次文化的哲學」,標示了「嬉皮」運動的巔峰。「嬉皮」一方面講「愛」與「和平」,對目睹暴動遺害的港人無疑有相當吸引力;另一方面,它有反資本主義的成分,所以又能招納暴動以後迷失路向的左派或托派成員。過去束着「長毛」、今天被打為「和理非」的梁國雄,是「嬉皮」影響香港運動的典型例子,而他自己亦多次聲稱堅持非暴力抗爭。

激進標準 隨時代變遷

近幾年梁國雄評價從「激進派」到「和理非」的轉變,還訴說着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隨着時移世易,「激進」標準有很大的分別。對於生活在 1970、80 年代的香港人來說,願意站出街頭示威便是相當「激進」的舉動了;相比之下,今日香港輿論所謂「激進」,實際早就演變成為「勇武抗爭」的同義詞。同一批「和理非」的人、同一種「和理非」策略,過去會被視為「激進」,今天卻被斥成「溫和」,再被放到「勇武抗爭」面前加以聲討。在這個過程裏,真正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似乎已經不是「和理非」與「勇武抗爭」的哪一方能夠成功爭取訴求,而是公眾對於「激進」標準無法維持「五十年不變」的原因何在。

或許群眾運動從來便是「激進」,而之所以選擇「激進」,不過是為盡快達到成果。如果說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落力改善民生,造成了 50 年來「和理非」群眾運動有效的印象;那今日「勇武抗爭」的抬頭,會否亦是來自於希望政府或社會,出現像「後暴動」時代那樣明顯而急促的轉變?不管怎樣,上世紀 70 年代香港的特殊政治情境已經無法複製,「和理非」與「勇武抗爭」好像都走進了困境,近年逐漸醞釀的另一種「深耕細作」路線,大概便是緣此而來。畢竟六七暴動「勇武抗爭」,其實就是左派組織長年「深耕細作」下得到的成果;「和理非」旗手司徒華,在其回憶錄《大江東去》也說過:「必須有堅忍不拔的精神,作好長期抗爭的準備,切不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躁輕敵心態」。

附:「勇武抗爭」始於七十年代?

要說 1970、80 年代群眾運動完全沒有今日標準的「勇武抗爭」元素,亦是不合適的。1971 年 7 月 7 日的維多利亞公園保護釣魚台示威,警司威利(Harry Whitely)據稱是先被一名青年起腳給踢倒在地,才會惱羞成怒下令作出武力鎮壓。

直到 1984 年 1 月,有的士司機發起罷駛行動,反對香港政府增加牌照費以及首次登記稅,結果卻演變成為「油麻地騷亂」;此次事件不單迫使警方自六七暴動後首次再發射催淚彈,而且其暴力程度甚至引來了背後受到國民黨策動的懷疑。當然,前述這些「勇武抗爭」事迹都只算是異例,後來那種「和理非」模式的基調,大致已經確立下來。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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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書解讀六七暴動 程翔:免歷史被漂白

文章 #28  未閱讀文章PoP » 2018-07-18 02:22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 1592972417

香港六七暴動的英國官方檔案尚未解密,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程翔昨發表新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長期領導中共在本港地下黨的吳荻舟遺稿《六七筆記》,配合其他已曝光資料,整理六七暴動前因後果。程翔認為,六七暴動是本港首次身分認同的凝固,歷史意義重大,而近年有人修改歷史,但他不欲歷史被漂白,故出書記錄。

指六七是港首次身分認同凝固

新書共有 3 部分,分別探討有關六七暴動的問題和來龍去脈、解讀吳荻舟《六七筆記》,以及附有吳荻舟遺文。程翔認為,六七暴動的觸發點三成屬本港社會的內部因素,即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另七成屬外來因素,即文化大革命。他又指出,六七暴動是本港首次身分認同(Sense of identity)的凝固,大批市民為同一事件上街,第二次是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佔領運動則是第三次;故六七暴動歷史意義重大,但近年有人從不同途徑修改歷史,企圖模糊事件。程翔表示,不想歷史被漂白,故出書記錄事件,盼讀者了解歷史真相。

吳荻丹遺稿提險觸發戰爭

程翔指出,除了政治損失,吳荻丹的遺稿亦提及六七暴動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損失,如中國在香港的銀行系統受到提款潮衝擊、中國累積外匯工作及外貿大受影響等。他又指出,六七暴動多次險觸發戰爭,幸「天佑香港」,例如毛澤東在極端思想下決定不改變香港;來自廣州的兩派紅衛兵因內訌,致支援本港鬥爭的工作未能成事等,令本港避過一劫。

吳荻舟 1954 至 1957 年間領導香港地下黨,1967 年暴動時,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暴動期間他阻止華潤總經理訂購 8400 把斬蔗刀由內地運抵香港,更因此與造反派意見不合,經歷 13 年的政治審查,至 1979 年才獲平反。其女兒吳輝早年整理他生前的日記,並出書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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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檔案保衛者 新聞處前助理處長 Peter Moss 逝世

文章 #29  未閱讀文章PoP » 2019-02-14 01:59

來源: https://hk.news.yahoo.com/%E5%85%AD%E4% ... 52443.html

資深傳媒人、政府新聞處前助理處長 Peter Moss,上周六(2 月 9 日)於馬尼拉醫院 Calamba Medical Centre 逝世,享年 84 歲。「消失的檔案」Facebook 專頁提及,Moss 於 1 月 26 日因肺炎被送院治療,曾一度甦醒,並於 1 月 31 日在個人 Facebook 留字:「相士預言我於 84 歲逝世;今次不幸言中。」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指 Moss 於六七暴動期間,冒生命危險親採訪拍攝,令暴動消息廣傳,其後更為保留這些重要歷史紀錄作出重大貢獻,對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Moss 在印度出生,父親是英軍,他的阿姨每天寄給他一份馬來西亞英文報章馬來郵報(Malay Mail)閱讀,他因而嚮往到馬來西亞生活。Moss 在 1957 年加入馬來郵報成為記者,1965 來到香港,其後於政府新聞處出任助理處長直至退休。六七暴動期間,Moss 帶領政府新聞處人員及海外媒體,於多個暴動地點採訪拍攝,留下大量歷史紀錄。

記協表示,八十年代有官員指示燒毀六七暴動記錄片,Moss 知會政府檔案管理處負責人朱褔強,成功搶救這些歷史紀錄。但這些珍貴紀錄於 2012 年被發現已從政府檔案館消失,政府未有交代原因。坊間僅存之六七暴動紀錄片,多為 1997 年前傳媒翻錄 Moss 的作品所得。Moss 得知此事後,為了讓將當年歷史真相重現,他協助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團隊四處打聽,並介紹當年經歷暴動的人士讓團隊跟進。

「消失的檔案」Facebook 提及:「2013 年初,我們告知他冒生命危險拍回來的暴動影像,於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只剩下無關痛癢之 21 秒宣傳片後,他專程從海外回來接受訪問,又四處為我們打聽、張羅,並介紹經歷者讓我們跟進。作為退休傳媒人,他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無論所知對港英政府是否有利都拒絕撒謊。Moss 平易近人,富領導能力,同事朋友們暱稱『摩士』,他在新聞處工作直至退休,並以香港人自居。」

Moss 在《消失的檔案》一片中提及:「他們竟敢殺害無辜的人,這根本是恐怖主義行為,是針對我們香港人而非香港政府。後來是公眾和政府共同面對;到了最後,憤慨蓋過了恐懼。」

記協表示:「對於這位為保留真相作出重要貢獻的傳媒人表示崇高敬意,Peter Moss 的逝世對香港新聞業為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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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到魚蛋 香港分水嶺

文章 #30  未閱讀文章PoP » 2019-04-28 11:49

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 ... 4%e5%b6%ba

1967 年 5 月 6 日,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觸發警方與工人衝突,左派陣營 5 月中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之後與港英政府衝突升級並發動罷工罷市,揭開六七暴動序幕,部分激進分子發動炸彈浪潮,釀成 51 人喪生。六七暴動被視為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英政府事後逐漸調整管治策略,推行社會改革;亦因而檢視《公安條例》,加入暴動等罪名,將最高刑期定為 10 年,造成六七暴動與 2016 年旺角大衝突的刑期重大差別。

六七暴動 51 死 旺角衝突 120 傷

六七暴動是二戰以來香港最嚴重的動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 832 人受傷,51 人喪生,其中 15 人被炸彈炸死。1967 年 5 月 11 日至 68 年 6 月 1 日期間,4498 人被捕,其中 2077 人被定罪。

當時港英政府對應暴動等行為的法例並不完善,其間頒布多項緊急法令應對左派抗爭,其後亦只能根據《1948 年公安條例》,就暴動、襲擊或其他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判處最高罰款 5000 元或入獄兩年。

1967 年 10 月,港英政府提出修訂《公安條例》,同年獲立法局通過,將非法集結及暴動納入成文法,一旦非法集結者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從當年立法局首讀文件可見,港英政府提出有關修訂,是為鞏固維持公眾秩序的法律,以控制集會、非法集結及暴動等行為。港英政府亦解釋,因同類內亂在英國已近乎消失,而過去 100 年香港普通法就非法集結、暴動及相關罪行的發展相當有限,故有關修訂對香港法例而言是全新的。

1990 年代,因應本港越南難民政策修訂,多個越南難民營和船民營先後發生暴動,造成多人死傷,政府首次在《公安條例》修訂後以暴動罪控告涉事難民和船民。至 2016 年旺角大衝突,政府首次以暴動罪控告本港市民。

2016 年大年初一晚上,食環署人員到旺角驅趕小販,引來到場聲援小販的「本土民主前線」及群眾不滿,警方於砵蘭街部署行動,群眾情緒激動,有人開始向警方防線擲物。示威者後來衝擊警方防線,襲擊警員,有警員鳴槍,示威者向警方擲磚、在馬路焚燒雜物。旺角大衝突歷時 10 小時、逾 120 人受傷,事後多人被控暴動罪,截至 2018 年 4 月有 12 人被定罪,最高判囚 7 年。

法官判刑時表示,案發當日有人投擲物品、以火堆作屏障等,對社會安寧及市民的人身安全造成「極大的嚴重傷害」,有人向警方投擲物品更或會造成致命傷害。而暴動罪為集體暴力罪行,被告不但要為個人行為負責任,亦要為集體行為負責任,判刑須具懲罰性及阻嚇性。

不少法律界人士批評,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公安條例》已不合時宜,不符合聯合國人權標準,而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亦過於模糊。法政匯思於 2018 年高院暴動案眾被告被判囚後,發聲明表示現時《公安條例》內與暴動罪有關的條文中,「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是個非常低的門檻,與其嚴苛的刑罰並不相稱,認為相關不合比例的刑事條文,很可能會造成寒蟬效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與其他國際監察組織亦多次對本港《公安條例》表達關注,認為此殖民時期制定的條例,可以被用作限制市民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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